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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必须在法律制度层面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，加大对违法侵权的执法力度，营造鼓励创新和公平竞争的环境，才能彻底改善我国种业创新和发展生态，推动行业繁荣。]
科技日报记者 俞慧友 策划 林莉君
41.58万元！
这是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-公海赌船下载·正版App Store（以下简称袁创公司）收到的一笔侵权赔偿款。
两年多前，袁创公司发现，自己在福建省三明市委托他人制种的超级稻品种遭侵权盗用了。
在赔偿与责任“掰扯不清”的情况下，袁创公司一纸讼书，将涉侵权的福建天力种业-公海赌船下载·正版App Store和安徽荃银高科种业-公海赌船下载·正版App Store告上了法庭。
一审，被告不服上诉，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调解……终在一年多时间后，以赔偿金和一审诉讼费共计41.58万元，结束了官司。
“这是我们第一次起诉侵权。”袁创公司董事长杨雅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，语气颇为无奈，原因也很辛酸：实在不堪各种“花式”侵权、各种曲折维权。
“打好种业翻身仗必须依靠科技创新。要增强科技创新动力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就势在必行！”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说，“必须在法律制度层面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，加大对违法侵权的执法力度，营造鼓励创新和公平竞争的环境，才能彻底改善我国种业创新和发展生态，推动行业繁荣。”
宁高宁的话，说到了诸多致力于原始创新的育种家心坎儿里。
“模仿式创新、修饰性育种如果一直被保护，大家的原始创新积极性都会受挫。”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邓启云说。
心塞！
原创品种遭遇“花式”山寨
“从2011年到2019年，不完全统计，我们投入到品种选育方面的科研经费达14亿元左右。截至目前，研发出了隆两优等一系列优质高产抗病的杂交水稻新品种。不过，现行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78文本（我国现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遵循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1978年文本），仅仅保护品种，对种质资源、创新性状、基因产品都没有保护，原创性成果很容易被侵权。企业投入大量人力、财力、时间、精力做育种研发，最后甚至我们的品种还没出来，就已经被他人‘合法侵权’了。长期下去，企业研发投入、研发人员创新激情都会大打折扣。”隆平高科副总裁、水稻首席专家杨远柱说。
隆平高科是我国种业界龙头企业，科研成果丰硕，但也因此成为被剽窃侵权的“重点对象”。
杨远柱谈到公司花费十多年时间育成的一个优质矮杆抗倒的不育系“湘隆628S”。“我们推荐它参加湖南省两系不育系育性鉴定试验。在试验过程中，就被他人非法杂交改良了。结果，我们的品种还没进入市场，人家改良的品种就出来了，还是合法的。”杨远柱对此有点哭笑不得。
这并非个例。记者了解到，我国种子行业侵权较为严重，侵权方式亦很“花式”：有直接用他人热门品种，换自己品种或已审品种名字套牌的；有以未审品种套上审定号的；有品种还在审定过程中，或正要走上合理化规范推广时，发现资源已经被盗走，变成“新品种”待审上市的……
“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专家源头创新研发动力，对种业产业化发展、市场有序竞争都极为不利，会影响到国家发展现代种业战略的落地，以及种业成果的精准转化。”广东鲜美种苗-公海赌船下载·正版App Store（以下简称鲜美公司）董事长叶元林说。他还谈及市场上存在的一种怪象：通常，各类正规例行的检查抽样等，主要瞄准较规范的企业。一些规模小的企业，容易被漏检，也间接造成了侵权现象的加剧。
“说起来我国以多种方式组织开展品种审定, 每年过审新品种很多，但其中真正原创性品种到底有多少？”叶元林反问。
痛心！
山寨侵权“理直气壮”
鲜美公司与广东农科院水稻所联合推出了一种广东优质籼稻新品——丝苗米“19香”。但就在他们去年刚完成试验，通过审定时，却发现临近省市场上竟出现了“19香”的各种“亲戚”, 更有一家侵权单位不仅不承认侵权，还打算“倒打一耙”。
“正规挂牌上市或规范公司，原创技术通常较强，这却增加了它们被侵权的概率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‘弱势群体’。”叶元林苦笑着说。
种业侵权缘何难以制止？科技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专家普遍认为与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参照的法律文本太低有关。
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植物新品种测试处处长陈红介绍，1999年4月23日，中国政府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（UPOV），遵循UPOV公约1978年文本。由于未设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，对原始育种创新保护不足，造成模仿性、修饰性育种行为泛滥。“一定程度上，确实打击了科研人员原始创新的积极性和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。业界甚至传出‘谁搞原始创新，谁就是冤大头’的说法。”
以邓启云团队重大原创成果Y58S亲本为例，他人仅需对Y58S的一些非主要性状稍加修改，或以之为亲本育出新品种，这些“衍生品种”在78文本中，与原始创新品种一样，都属于合法范畴。
但原始创新有多难？仍以Y58S为例，邓启云介绍，自己1989年开始从事杂交工作，这项科研成果到2001年才实现遗传稳定，2005年方获审定，前后经历了16年。而这，还是在他的科研进展一切较顺利的前提下。但是，对Y58S进行“衍生”改造，仅三四年时间就足够了。
“育种家经过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才研究出的原创性品种，被‘合法侵权’，很容易打击原始创新积极性。”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的话语中不无担忧。
“我们近五年，平均每年研发经费投入约占主营业务的15%左右。大研发投入下，自己的成果还没来得及到市场变现盈利，别人的仿制品种倒先走入市场了。这对致力于做原始创新的企业而言，打击是很大的。”杨雅生说。
“育种行业科研周期长，风险也较大。研究起来难，成果被盗却很容易。种业就像‘露天工厂’，除辅助性工作可在实验室做一部分外，选育品种最终都得在田里。种业知识产权保护，相比工业领域的要困难得多，需要国家以强制力保护，以法律刚性约束，强制衍生品种对原创品种的引用，给予必要的承认和利益回报。”湖北省技术市场协会理事长袁国保说。
“我国水稻育种技术在世界领先，不存在‘卡脖子’问题。但如果原始创新成果总被剽窃，会卡了科研人员原始创新激情的‘脖子’。久而久之，品种‘多乱杂’及种业产业弱的问题都难以解决。我们要树立保护知识产权的‘国家意识’。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，就是保护社会公众利益。”邓启云说。
费劲！
原创维权让人“心太累”
在我国种业界，与侵权容易相对应的，还有维权难。
“这些年，我们经常被侵权。去年在海南、福建，就抓到了不少生产我们优质品种的企业。但尴尬的是，维权难度太大了。”杨远柱说。
隆平高科风控法务部部长江华介绍，种业侵权维权有着调查难、取证难、索赔难、维权成本高等难点。“品种侵权繁殖活动具隐蔽性，侵权品种销售也具隐蔽性，农业执法部门在无明确检测报告的情况下，不会轻易启动调查程序并采取措施。索赔的话，通常案件诉讼后判决赔偿金额较少，多数情况下还不足以抵消维权成本。部分案件即使判决，但如果侵权人缺乏履行能力，也会导致民事赔偿判决无法执行。”
这也正是袁创公司屡遭侵权，却很少上诉的原因。
调查中记者还了解到，现有被发现的侵权案例远低于未被发现的。“发现侵权多数要靠‘偶遇’。”邓启云说。
“我国建立了惩罚性赔偿机制，但按种子法和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，对侵权行为只有1—3倍赔偿。我们认为，实际发现的侵权行为，远低于实际发生的侵权行为。所以，发现一起就要严惩一起，还要及时向社会公布，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。”陈红说。
此外，陈红称，现有新品种保护制度保护范围过窄，也是维权难的原因之一。
根据种子法和新品种保护条例，对未经权利人许可生产、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，以及重复使用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，才界定为侵权行为。
生产在种子基地，销售在市场终端。这两个环节外，还有大量容易产生维权和执法的环节，如种子的储存、运输、加工、进出口，以及利用授权品种产生收获材料和直接加工品等环节，都未被列入侵权范围，导致了维权渠道、执法途径不通畅。
“摆在仓库里的常规小麦、粳稻、大豆，既可作种子还可作粮食，到底是繁殖材料还是收获材料？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就不容易界定。但这些都必须要明确。”陈红说。
维权难，还涉及执行层面的市场执法和保障问题。我国新品种保护的执法，有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。行政执法主要靠行政部门实施。但近年来，机构改革过程中关于种子行政执法这一块被相对弱化了。
比如，根据种子法规定，县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可开展品种权行政执法。但现有问题是，不少县级执法部门并不太了解新品种保护。
陈红曾在青海省某县挂职副县长，但他调研过这个县和周边几个县，整体都不太清楚有新品种保护这件事。“如此情况，权利人在权利受侵害后，如何维权？这也看出，种子法对品种权行政执法由‘省级以上行政部门’改为‘县级以上行政部门’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。”陈红说。
他认为，最高法院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庭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城市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，从司法上对品种权侵权案件集中管辖，加大查处力度的有效做法，值得行政执法管理部门学习借鉴。
疾呼！
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
“从国家层面看，我们呼吁和支持植物新品种保护的91文本出台。要鼓励原创，首先要尊重原创，用法律、规章来规范知识产权分享的激励政策、制度，鼓励科研人员潜心研究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”湖南农业大学农-公海赌船下载院长唐文邦说。
而这，几乎也是致力于原始创新的育种专家及种业企业的共同呼声。目前，国家水稻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组的35个单位已签署了协议，率先试点实质性派生品种（EDV）制度。
记者了解到，91文本与现行78文本，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“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”。91文本中，用他人原创成果进行模仿、修改，只要主要性状与原创品种一致，就被认定为“实质性派生品种”的，可以申请品种权，但未获原创品种权人授权，则不能进行商业开发。
如此一来，“小修小改”的品种就不再能合法地、大张旗鼓地侵权原始创新品种了。
与专家呼吁91文本出台的意见相较，北京市开越律师事务所，专业从事植物新品种保护诉讼和非诉讼活动18年的律师梁顺伟认为，78文本有改进的空间。
“植物新品种权保护，我认为强化的点要放在‘发挥农业行政执法部门在植物新品种创新保护方面的职能’上，这也是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。”梁顺伟说。
他介绍，现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，无论种子法还是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，在对行政执法部门的要求上都是“植物新品种损害到社会公众利益时，行政执法部门才能做出行政管理处罚”。否则，只能根据权利人申请，或利害关系申请进行调解。因此，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，行政执法部门基本处于没有太多积极作为的状况中。
不少行政部门认为种业侵权并不危害社会公众利益，只是侵犯了权利人私权。因此，权利人基本是以“民事保护”方式，找证据去法院诉讼，或根据法律规定，在维权中扮演“举报人”角色。
但在梁顺伟看来，侵权原创种业成果不只是权利人“私权”受到损害。“不保护创新，会影响创新积极性。这看起来似乎只是影响的权利人，但实际上从社会效果看，是损害了行业和国家的利益。我国行政执法体系完备。特别是改革后，各地包括县市级都形成了综合农业执法部门。如果再给予他们新品种保护方面的行政职权，执法力度将会加大很多。”梁顺伟说。
他建议现有78文本加大执法和司法力度，通过赋予行政管理职权，进一步促使行政管理部门在保护植物新品种方面积极作为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新品种行政保护制度。再结合司法保护和权利人的自我保护，这一问题应该能得到较好的解决。
“我们呼吁，农业主管部门加大对种企品种维权打假工作的支持力度，对成功维权的案例给予种企在维权成本方面的资金支持。”江华说。同时，他也呼吁农业执法部门加强一线执法队伍人员配备，提高其专业业务水平及执法能力。“当然，种企也要承担起保护自身合法品种权的主体性责任，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，加强品种权保护力度，包括加强品种知识产权管理、组建维权打假团队等。”
